二千一百零二年前，在长安城一间阴暗、潮湿的监牢里，一个蓬头垢面的中年死囚作出了接受宫刑的痛苦选择。他就是司马迁。

与汉武帝身边的臣子不同，司马迁没有费尽心机去追求功名利禄。而是到浙江会稽，看传说中大禹召集部落首领开会的地方；去汩罗江边，凭吊怀江自沉的爱国诗人屈原。到曲阜，瞻仰孔子传授礼义的遗址；去汉高祖的故里，听沛县父老讲述刘邦起兵的故事。他只想全心全意地著述历史，不负司马家族自周期以来几代史官的声誉。

然而，冥冥之中仿佛注定了他的不幸。当群臣都在怒斥兵败投降的李陵，为皇帝的小舅子李广利见死不救而开脱时，秉义正直的太史公愤怒于安享富贵的朝臣对冒死涉险的将领毫无同情之心，非要站出来帮李陵辩解。汉武帝为他的异义恼羞成怒，替降将说情就是背叛朝廷。杀！！！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不怕死。

“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司马迁也不愿宝贵的生命完结得毫无价值。况且，他还要实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不变，成一家之言”的理想。

按常人的臆想，这小子完了。依汉时的律法，不想死？行！要么花一大把钱买条命，要么就接受宫刑隐忍苟活。一个史官能有多少奉禄？得罪了天子，谁还敢借钱给他赎命？宫刑！？对一个男人而言可谓奇耻大辱。可是，他毅然选择了后者。中国的历史学从此诞生了一种新的记述体裁——纪传体。它的创造者就是司马迁。我们很难想象唐朝没有李白杜甫，宋词没有苏轼柳永会是什么样子，同样也很难想象没有司马迁的中国历史将会是如何的苍白空洞抑或支离破碎。于是，我们有幸可以读到博古通今的《史记》，感受“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魅力。

我时常在臆想他走出蚕室的样子：愤不欲生，无可奈何，却绝无卑贱之态。受了刑，身子废了，那我就清心寡欲写我的历史，反正是为了它才活下来的。

古来圣贤皆寂寞。任中书令的他很快发觉自己是那么的孤独，表面上是皇帝的近臣，实则近于宦官。

没有多少人能够理解他用心良苦的忍辱含垢，投向他的只有轻贱和不屑的目光。

“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日伯拘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耳濡目染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是啊！如果不是他写给朋友任安的信，我们谁会知晓他的痛心疾首和愤愤不平的心绪呢？

冷雨敲窗，青灯对壁。司马迁只好紧抓史笔，与竹简作伴，穿梭神游于黄帝轩辕氏以来三千年的岁月里。时而与侠士荆轲在易水河畔拔剑长啸：“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时而与陈胜吴广在大泽乡间揭竿而起，振臂高呼：“王候将相宁有种乎”；时面在垓下与汉室的死敌项羽悲壮而泣：“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司马迁也想“士为知己者死，花为悦己者容”，不甘于“没世无闻”，可雄才大略的汉家皇帝中意的是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礼崩乐坏，史官的地位只不过是“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生不逢时的他呀！仕途是黯然的，一个彻头彻尾的失意者。生时非公非候，死后也没有封个什么谥号。甚至何日而卒？都成为后人考证的扑朔之谜。所幸二千年的风风雨雨足以洗去那个时代加之其身的屈辱，在他之后，华夏民族修撰历史的传统就从未断绝，竟然汇成一部文字记载历史的鸿篇巨制——《二十四史》。或许连那个一挥手要杀了他的武帝，都应该庆幸没有下斩立决的口谕，否则自己的丰功伟绩岂不要埋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凭什么要后人尊称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一代雄主呢？

引颈受死以此明志，定是令人敬佩。低下高傲的头，附合众人之言，说几句恰如其分的话，我们不会去责难他。也许也能弄个“官修”史书，不至于呕心沥血的作品死后若干年才能呈现于世人。让我们向这位命运多难的不屈者致敬吧！感谢他隐忍苟活的选择，不仅诠释了生与死的意义，还让一个民族多了一段记忆，少了一份遗憾。